楊念群：談清代“年夜一統”觀念的構成
受訪者：楊念群
來源：彭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十月十三日癸亥
耶穌2022年11月6日
楊念群（章靜繪）
中國國民年夜學清史研討所傳授楊念群長期努力于從跨學科、跨領域的角度探討中國史研討的新途徑，在最新出書的《“天命”若何轉移：清朝“年夜一統”觀的構成與實踐》一書中，他從全國與“中國”的話語系統之外另辟蹊徑，將“年夜一統”作為現代王朝正統觀的焦點要素，論述“年夜一統”在歷史敘述脈絡中的演變以及清朝用“年夜一統”整合、管理多平易近族國家的實踐。在接收《上海書評》的采訪中，楊念群認為，《“天命”若何轉移》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觀念史研討，他想探討歷史演變中決定帝王行為的一些關鍵的觀念，這些觀念決定了帝王會采取怎樣的行動，這些行動在什么水平上獲得落實。
《“天命”若何轉移：清朝“年夜一統”觀的構成與實踐》
楊念群著
上海國民出書社·世紀文景
2022年9月版，707頁，128.00元
問：“中國”和“年夜一統”作為問題提出，它們的方式論意義是怎么體現的？——作為方式的“中國”和“年夜一統”，對于跨越平易近族國家為主體的歷史敘事，貢獻了什么？
楊念群：就方式論而言，若何對待“年夜一統”確實是一個比較新的切進點。以往史學界談論或說起“年夜一統”的學者并不少，可是把它作為一種方式論來加以對待，而不是僅僅作為一種描寫性概念應用的人還是相對較少，就這一點而言也許能談出一點新意。以往的一些研討普通習慣把“年夜一統”僅僅歸納綜合為邊境統合或許邊疆管理的問題，可是我覺得“年夜一統”觀念實際上很是復雜，包括的內容包養網比較異常豐富。所以有需要把“年夜一統”的內涵加以擴年夜，從更深的幾個層次梳理明白其在觀念與實踐方面的各種表現。當然，要說明白什么是“年夜一統”，還必須甜心花園擴年夜視野，把它放在“正統論”的敘述框架里面進行辨析，因為我把“年夜一統”看作是歷代統治者樹立正統論的一種表達方法。
我嘗試從重審“年夜一統”觀的角度切進討論，也是因為對現在一些有關“中國”與“全國”等觀念的討論覺得不太滿意。例如今朝對“中國”觀念的討論有的能夠觸及很具體的內容，好比從考古發現的角度論述“中國”的來源，但對“中國”觀長期包養念若何演變的討論整體包養站長而言又似乎顯得過于籠統，似乎大師都沒有說明白“中國”究竟是什么。也許困難正在于，歷史上“中國”內涵在不斷發生變動，確實不太不難清楚地加以界定。可是“中國”概念為什么變動、怎么變動？在演變過程中我們最終若何掌握“中國”？現在還是眾說紛紜，各說各話，沒有定論。大師討論來討論往，“中國”的臉孔反而變得加倍含混了。那么，為什么會發生這樣希奇的現象呢？
本書的導論試圖對此做一個初步解答。我認為，談論“何為中國”這個問題會遭受到一個特別困難。起首，“中國”是圍繞周王為中間構成的一個概念，一開始只是周朝國都的一個“點”。這個點的周圍構成了周王的華夏親戚網絡，這個網絡是排擠非華夏族群的。其次，“全國”比“中國”的范圍要年夜，所以“全國”的設計是包含蠻夷等非華夏族群在內的。因為“中國”更強調“點”，“全國”把四個標的目的的蠻夷蠻夷等少數族群納進進來，等于把“中國”這個點擴散到周邊的環境和空間，是以更像一個“面”。“全國”比“中國”范圍要年夜，可以說是一個自帶標的目的感的“中國”。與“中國”內涵的難以掌握分歧，“全國”觀具有更多的想象成分，“全國”的焦點觀念包含“九州”和“五服”，可是這兩個概念的提出基礎上是出于一種幻想設計。雖然現代依照“九州”設想繪制過地圖，里面標示了良多經濟地輿要素，諸如路況要道、物產分布等等，“九州”的范圍和先秦一些諸侯國的邊界也有相互疊合的處所。但隨著歷史過包養感情程的演進，“全國”顯然無法反應數千年經濟作物分布和路況變化的情況，所以沒有什么實際參考價值。和“九州”比擬，“五服”是圍繞周王為中間的一個政治設計，由近及遠，層層外推，基礎上還是“中國”與“蠻夷”對峙的格式。我覺得這兩個概念都是在先秦的文獻里被想象出來的，沒有辦法落實到具體實踐層面。這是我認為沒有辦法詳細討論“全國”和“中國”的最年夜緣由。
所以我想在這本書里做出一點新的嘗試，就是借用“年夜一統”這個概念來從頭表達中國歷史的總體演進態勢。實際上是想把“中國”與“全國”這兩個概念實體化，具體來說，就是把作為華夏中間點的“中國”，與容納非華夏族群的“全國”結合起來，納進一個空間和時間彼此穿插的實踐框架里，予以從頭定位。從“年夜一統”觀切進，以“年夜一統”作為方式，代替“中國”“全國”的討論，年夜包養甜心致出于以下考慮。起首，“年夜一統”接收了“中國”“全國”觀的內涵，但與這兩個概念又有所區別，我們不該把“年夜一統”僅僅懂得成一種觀念體系，而是應該把它當作具體的實踐過程。其次，與“中國”“全國”觀比擬，“年夜一統”是歷代王朝樹立正統性的主要觀念和實踐行為。每個帝王即位之初都必須答覆，創建本身統治的王朝究竟基于什么樣的來由，對“正統觀”的闡釋恰是有助于答覆這個問題，而“年夜一統”觀是正統觀樹立的一個要素，這里面當然也包括了對“中國”和“全國”的懂得，只不過加倍留意觀念與具體實踐之間的對應關系和有機結合。對“正統觀”與“年夜一統”關系的解釋還有助于戰勝“中國”概念排擠非華夏族群的狹隘性；同時也可以戰勝“全國”觀難以落地的幻想性。這是我把“年夜一統”作為方式的第一個來由。
我研討“年夜一統”的第二個來由，是出于對“從周邊看中國”研討路徑的反思。“從周邊看中國”是近些年比較風行的歷史研討方式，這一方式主張采用“中國”之外的視角來凸顯和定位中國歷史的內涵和意義，促使對japan(日本)、朝鮮和越南等漢籍的彙集和研討敏捷成為熱點。還有一個觀察視角就是從“東亞連帶論”的角度來反觀“中國”。我個人認為這些觀點都是很有啟發性的，因為這些研討路徑試圖超出中國本身的歷史經驗和發展脈絡，把它放在全球或東亞的場域里進行觀察，確定能發現一些從內部無法覺察到的風趣問題和現象。但我也有些疑慮，因為假如僅僅單從周邊范圍審視“中國”，很難深刻懂得只能從內部天生的一些歷史現象，生怕也難以替換從“中國”本身看“中國”這個傳統視角。即便周邊的觀感對我們有啟發，也必須在與中國內部的深度對話中才幹激活其價值。因為你不克不及僅僅靠《燕行錄》等等交際使團的記錄，來界定“中國”自己的含義，這些記錄往往只能起到旁證的感化。從周邊看“中國”作為一個補充視角，的確具有必定研討價值，可是假如想代替中國內部的傳統觀察視角，或許說代替對中國歷史位置的界定，我覺得是有問題的。也許這也從側面證明，從內部視角解讀“中國”涵義，恰好受制于歷史上構成的“中國”概念自己的局限，必須做出相應調整，才迫使有些學者不得已轉而從周邊世界尋求解釋。
至于“東亞論”這個研討導向，我也有些迷惑。“東亞論”突起的佈景實際上可以追溯到近代japan(日本)與中國爭奪東亞領導權的特別歷史時期。“東亞論”提出的目標與消解“中國”在東亞的主導位置有關。從歷史上觀察，“中國”長期居于東亞的焦點地位，構成了以中日韓為輻射范圍的孔教文明圈。要講東亞連帶，當然不克不及忽視這個歷史佈景。在當代平易近族國家的解釋框架下，若何樹立東亞各國新型的來往關系，無疑包養甜心是個主要議題。但假如疏忽了“中國”本身在東亞歷史上所飾演的腳色，寄盼望反向重構一個不存在的“東亞”聯盟，能夠會出現時代錯置的謬誤。“東亞”是現代的一個表述，從歷史上看，周邊國家確實更廣泛地遭到中國文明的影響，只要起首搞明白“中國”內部的結構特征和文明輻射才能，才有助于體察周邊文明的特點。至于這些文明能否能夠與“中國”發生連帶關系，最終能否能夠統分解一個叫做“東亞”的配合體，生怕很難有準確的定論。換句話說，恰是因為以往用“中國”概念研討我們本身歷史時出現困難，才導致一些學者轉而往尋求“東亞”解釋的能夠性。我以為，無妨換一個思緒，能否可以從“年夜一統”的角度從頭樹立起對中國歷史的新解釋。這是把“年夜一統”作為方式的第二個來由。
“年夜一統”作為方式的第三個來由，就是近年來我國的人文研討受東方社會科學的影響太年夜，現在國內對中國歷史的解釋基礎上沒辦法擺脫西學語匯的把持。這個狀況能夠一時無法徹底改變，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盡量往想辦法調整一下標的目的，在我們祖先遺留下來的歷史觀念里選擇一些最具傳統表現力的觀念，嘗試轉化為一種富有解釋力的表述體系。好比“正統”“年夜一統”“文質”“夷夏”“經世”等等語匯，這些語匯在古典文獻里經常出現，我們可以充足予以解讀，或許在現代社會科學的理論脈絡里將它們激活。我們必須反復嘗試在中國的歷史經驗里面尋找貼切的表達方法，否則就無法構成有說服力的解釋框架。
問：現代中國王朝經常用“中國”與“蠻夷”對稱，您認為清朝盡力構建“年夜一統”觀，替換了傳統的“全國”觀。可是傳統之為傳統，就在于它強年夜的性命力。從“全國”到“年夜一統”，清朝的初代天子們是怎么慢慢樹立起這套語義轉折的？您在書中提到的曾靜與雍正的討論，以及年夜臣的一些說法，是不是有對帝王逢迎的成分？
楊念群：天子與士人的博弈是“年夜一統”樹立過程中特別值得關注的現象，此中曾靜與雍正天子辯論“正統觀”就是一個標志性的事務。你覺得曾靜對雍正天子有一種屈從或許逢迎的態度，我倒不覺得這般。曾靜有一個從自負把握了儒家境德裁判權，到徹底心悅誠服地盡忠帝王的思惟轉變過程。當然，對《年夜義覺迷錄》這個文本可以從各種角度進行解讀。其實曾靜被捕后最後還長短常自負的，他覺得落在天子手里絕對沒有存活盼望，已經視逝世如歸了。所以最後他與雍正不斷發生爭執，顯包養甜心網然一度認為站在比雍正還要高超的儒家境德制高點上。他自認代表華夏正統，雍正雖然握有至高權力，卻仍屬蠻夷成分，這種設法是宋明以來“道”高于“勢”的舊傳統的延續。后來雍正變換思緒，最后真的把曾靜說服了。仔細閱讀一下《年夜義覺迷錄》第四卷的《歸仁說》，就看得很明白。年夜體上，經過曾靜案以及各種文字獄的洗禮，清朝統治者在接觸宋明理學家論著的過程中最忌諱的就是看到“胡”“虜”之類的歧視字句，一向努力于鏟除夷夏之辨作為傳統觀念的影響力。因為宋明以后士年夜夫階層的潛意識里，對“中國”的懂得實際上是跟夷夏之辨對應的，你一提到“中國”，就很難不觸碰“夷夏”關系，這在清朝成為了語言忌諱。
經過曾靜與雍正的這場辯論，有一個現象特別值得重視，那就是清朝統治者很少自稱“中國”，而更多應用“年夜一統”這個概念往替換它。後面也提到過，應該把“年夜一統”與“中國”“全國”聯系起來觀察。現代文獻中對“中國”本身的界定和陳述相對比較缺少空間感，“全國”觀出現之后，彌補了“中國”闕掉的標的目的感和空間意識。比較而言，“中國”跟“年夜一統”的銜接關系是比較弱的，可是“年夜一統”和“全國”觀對接起來則相對比較順暢。因為“全國”觀把蠻夷包括了進來，所以清朝的歷史表述里很少談“中國”，但對“全國”的應用則比較開放。
這是一個主要的發現，因為“中國”強調以周王為中間的血緣宗族的純潔性，為了堅持這種純潔性，必定要排擠非華夏族群。“全國”雖然把“蠻夷”包涵進來，但也沒有給“蠻夷”與“華夏”劃一的位置。孔子認為“中國”與“蠻夷”的成分是可以彼此轉換的，但這種轉換的條件很是刻薄，“蠻夷”必須遵守周禮和遵從華夏文明的教導。當然，在漢唐時期夷夏進退的標準比較靈活，因為漢唐生齒自己夷夏混雜的水平較高。唐朝皇室和鮮卑族有血緣關系，所以并不太在乎夷夏之間能否應該劃分出嚴格界線。到宋朝的時候，理學家凸起宣傳夷夏之辨，使“中國”觀念的排他性忽然包養網單次激增。這一向延續到明末的夷夏之辨傳統，其一旦成為一種絕對種族主義表述，對清代重建“年夜一統”確定長短常晦氣的，因為滿人恰好是金朝女真人的后裔，假如沿用“中國”表述，無異于能否定本身的平易近族成分。
康熙天子當年還沒有興趣識到這個問題，所以他一度愛崇朱熹和宋明理學。到了雍正就開始清楚，“中國”表述有能夠形成意識形態認同圈套，到乾隆時期就開始有興趣疏離理學傳統，乾隆通過回到漢代經學，回避理學中的夷夏差異問題。清朝天子意識到，假如在理學的框架下懂得“中國”，清朝就不成能包養留言板擁有真正的統治符合法規性，因為他們是滿人統治集團。滿人統治者包養犯法嗎雖然占領了華夏，把“中國”統一了起來，但在漢人眼里，滿人統治者還是屬于蠻夷成分。假如滿人統治者認同“中國”，就等于沒辦法辨析本身跟華夏正統的關系。是以，清朝統治者是比較忌諱談“中國”的。以往學者都沒有發現滿人統治者這個成分認同的窘境，他們認為清朝理所當然地代表“中國”。清朝確實代表“中國”，可是代表的不是明代士人眼里的“中國”，更不是宋朝漢族士年夜夫眼里的“中國”，它是在“年夜一統”框架下從頭樹立起來的正統脈絡，并不是原來漢人對“中國”的懂得。
這才是我強調清朝頻繁應用“年夜一統”觀的關鍵意義之地點，清朝只是在對外進行交涉，好比簽訂《尼布楚條約》時，在交際文件里自稱“中國”。因為對外，清帝及其代表不成能用“清朝”作為談判語匯。“清朝”是對內的王朝稱號，針對其他帝國，清朝只能選擇站在“中國”立場與之進行談判。可是清朝統治者對內是比較忌諱用“中國”這個概念的，一談就覺得本身是蠻夷。
既然盡量回避談論“何為中國”，清朝帝王為了樹立正統性，就必須應用別的一套意識形態語匯，此中最焦點的概念就是“年夜一統”。清帝通過把“年夜一統”與“全國”觀念銜接起來，慢慢樹立起了一套語義轉換機制，借此消解宋明理學中的極端平易近族主義顏色。同時又把“全國”納進“年夜一統”的實踐框架里。“全國”在現代是具有想象性的語匯，卻沒有辦法在實踐中獲得印證。“年夜一統”則是集正統觀、軍事撻伐、邊境把持、處所管理等一系列觀念與實踐相結合的表述與行動體系。
問：您在書中對“帝王經學”的討論，指出經過雍正、乾隆等的盡力，將五倫中的“君臣年夜義”置于第一義。這個轉折其實顛覆了儒家“修齊治平”的基礎順序，這是怎么實現的？經由文字獄所強化的君臣觀念，有沒有向更下層的，士人之外的社會傳遞，具體是怎么傳遞的？能夠文字獄起到的感化比帝王經學那樣一種學理的討論後果更強？
楊念群：清朝統治者對五倫順序的修改和顛倒，其深層目標就是用社會關系代替或同等天然關系。原來父子之間是生成的天然關系，無可選擇，這是天倫。這個關系延長出往才觸及君臣這層社會關包養心得系。可是清帝把這個順序顛倒了過來，把社會關系擺在“五倫”的最後面，一開始就標示出君臣關系的主要性，實際上違背了基礎的倫理邏輯，也幾多違反儒家常識。清帝這般決心為之，包養感情一方面把君臣關系擺在首位，另一方面又使君臣這層社會關系同等于天然父子關系，這就等于把君臣關系升格成了天經地義的倫理信條。天子對待臣子就像父親對待兒子一樣，反過來，臣子則應該像兒子對父親那樣忠于天子，這兩層關系是無法分開的。做出這樣的調整實際上強化了皇權的感化，明顯是想戰勝明代天子懶惰和弱勢的弊病。
至于這長期包養套調整戰略是不是顛覆了儒家“修齊治平”的基礎框架，我倒覺得并非這般。實際上“五倫”還是基礎依照儒家的原則來設定和貫徹的。我查閱過一些宋明理學家的說法，也有個別人把君臣關系擺在首位，把父子關系擺在第二位。當然，天子通過一個很是正統的渠道把這個顛倒順序固定下來，這跟普通文人寫篇文章討論君臣在前還是父子在前，後果是完整紛歧樣的。這個調整很是致命，等于把君主的權力無限擴年夜化，在士人眼前具有了壓倒性的優勢。也就是說，假如違反君臣倫理，就相當于滅絕人倫。
我認為清朝文字獄的發生與五倫順序的顛倒有必定的聯系。實際上在處理文字獄的過程中，君臣關系獲得了進一個步驟強化。文字獄的重要功用紛歧定是危害知識分子，因為文字獄在乾隆時期也就發生了一百多起，絕對數量不是很年夜，可是卻搞了二十多年。最後文字獄的發生，是采取所謂寓禁于征的辦法，就是把查禁違礙書籍放在征收珍本圖書的行動過程中。大批書籍征收上來后，乾甜心寶貝包養網隆忽然發布了一道諭旨，說你們要留意這些書里都有背叛文字。處所年夜臣當時一頭霧水，紛紛表現什么也沒看出來。乾隆帝說你們這些笨伯，既然看不出來那我就親自教教你們。他就下了好幾道諭旨，逐條指出一些文字的背叛之處。好比“胡”字或許“虜”字為什么屬于違礙詞匯？這不就是罵我們滿人統治者嗎？乾隆帝就這樣訓練了中層權要二十多年，結果收繳圖書與刪除違礙字句的行動越來越常態化。我在《何處是“江南”？》里特別講到文字獄的處理過程重要針對的是中層權要，也就是那些一時不了解什么叫違礙文字的官員，往不斷訓練他們的嗅覺。二十年過后，幾乎一切處所年夜臣都對違礙文字很是敏感，最基礎不消專門提醒，就包養意思了解天子的意圖是什么，說明中層權要的偵辦嗅覺已經被有用訓練了出來，對違礙文字的刪除任務天然駕輕就熟。乾隆把君臣關系始終置于動態的緊張感之中，文字獄的反復演出，對“年夜一統”王朝的輿論穩定性的確很是見效。對比一下明代就能了解，王陽明這些士人能夠到處講學不受限制，在清朝最基礎不成能發生類似的情況。你可以在私底下胡說八道，但要構成文字傳播的能夠性年夜年夜減少，異端思惟流傳的概率隨之敏捷下降。
問：即便清朝的“年夜一統”觀從理論上壓制了宋明以來強調的“夷夏之辨”，可是如我們所見，清末反動黨人就是將現代的族群意識與現代平易近族國家的平易近族主義理論接榫，起到了反動動員的後果。這能否意味著清朝在“年夜一統”理論和實踐上無法解決近代的國族危機？
楊念群：晚清反滿反動就是把滿人統治集團當作與華夏對立的異族加以排擠，相當于一場平易近族主義政治動員。盡管當時反動黨的言辭很是激進，但畢竟是短暫發生的現象，晚期的聯盟會和反動黨用這套言論從事反滿活動，可是后來發現有問題。因為極端反滿有能夠會導致國家決裂。后來孫中山在平易近國樹立后開始倡導五族共和，強調各平易近族同等互利。實現平易近族同等的一個基礎條件，就是各平易近族所生涯的地區理所應當成為中華平易近國領土的組成部門，不克不及分離出往，這是基礎的底線。當然中間也發生過一些變化，當時面臨東方特別是近鄰japan(日本)的壓迫，由于擔心內部發生決裂，平易近國當局特別強調“台灣包養網中華平易近族”就是一個平易近族的一體化觀念，主張少數族群的訴求應該被置于中華平易近族的統一意志之下。這就是受“年夜一統”觀影響的一個實例。從這個角度觀察，晚期反動黨人的反滿意識已經發生轉向，開始回歸到清朝“年夜一統”的敘述框架之內。由此看來，清朝“包養網評價年夜一統”恰好成為解決近代包養一個月國族危機的一個計劃，至多有利于多平易近族聯合起來包養甜心抵禦內部侵犯。
從此以后，“年夜一統”成為現代平易近包養平台族主義動員最主要的動力和支撐點，孫中山暮年強調國家統一，主張以漢人為中間來團結各少數平易近族。這樣一個表述，有消解各平易近族文明多樣性的嫌疑，卻又是現代國家加強各平易近族凝集力的一次主要選擇。后來知識界還發明了“國族”的概念，主張以現代國家作為政治配合體，團結國內各族群，統一對抗東方侵犯。實際上把現代國際準則和清朝“年夜一統”的傳統邊境觀結合在了一路，變成合適中國特點的新型國家觀。我認為孫中山等國平易近黨人建設現代國家的政治訴求，仍在清代“年夜一統”實踐的延長線上，而不是另起爐灶包養條件再搞一套。
我這里特別強調“年夜一統”觀的實踐從晚清到平易近國的連續性。我們一向說中華平易近國的樹立相對于清朝而言是一場斷裂和反動，可是仔細觀察反動黨與立憲派的爭論，最后大師的觀點其實越來越趨同。中華平易近國樹立之后，立憲派和反動黨在聯合各平易近族樹立邊境廣年夜的平易近主政體方面達成了共識。在屢遭內部侵犯的嚴峻形勢下，清朝遺留下來的“年夜一統”觀也變得加倍強勢。平易近國初建時其實面臨國體選擇的多種爭議，好比有人主張采納american式的聯邦體制，或許實施平易近族自決計劃。但最后依然在清朝“年夜一統”觀的安排下樹立起了中國式的現代當局。說明不論受外來影響有多年夜，現代國家的樹立最終還是要取決于中國自己文明、歷史的傳承性。
問：您在書中討論了清朝的基層管理形式，即“學者型權要”以及鄉約、宗族的轉型，感覺這一轉型還是在傳統儒學演變的延長線上，在“年夜一統”觀念的落處所面，清代具體有哪些軌制創設？
楊念群：我在這方面的討論重要集中在本書的第三章。談清代的基層管理，需求從管理觀念和國家政策兩個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與前朝有所區別，清朝實際上實施的是二元管理形式。
從處所性的角度觀察，二元管理形式與宋代以來通過鄉約、宗族、義學的教化手腕實施處所把持有所分歧，這些管理形式重要在內地的漢人聚居區發揮感化。當然也有些破例情況，好比陳宏謀就嘗試過在東北少數平易近族地區樹立義學機構，甚至有些處所官也曾在新疆等邊疆地區樹立鄉約，但這些均屬個別案例。我想強調的是，清朝實施二元管理原則的目標是想隨機應變，特別是在少數平易近族聚居的籓部地包養app區，實施分歧的管理方略。好比在蒙古地區依照牧平易近的生涯習慣，實行的是扎薩抑制；在新疆沿用舊貴族伯抑制度，實施治理時保存他們原有的爵位和稱號，但在軍事和行政治理上通過軍府制對其勢力加以把持；在西躲實行的是政教合一體制，調派駐躲年夜臣監控喇嘛軌制的運行；在東北采取的是土司軌制。雍正、乾隆一向在東北地區進行改土歸流，可是當地土司軌制的自立性還是相當明顯的，流官沒有辦法完整安排和代替土官。
滿人統治集團進主年夜統以后，改變了原來被歧視的“蠻夷”成分，但四面周邊依然分布著少數平易近族，他們曾經一向被當作“蠻夷”對待，清朝因為本來的蠻夷成分與他們接近，比較能夠懂得這些少數族群的現實處境，相對理解尊敬他們的傳統習慣和生涯方法，所以往往能夠感同身受地采取因俗而治的方略，當然，在實施二元管理的過程中，清朝始終沒有放棄國家一體化的進程，堅持采取行政化的手腕漸漸滲透和改變著處所“蠻夷”傳統，有學者稱之為內地化過程。如在邊疆地區，明代樹立了許多衛所兵營，到了清代衛所顯然已經不具備邊疆防御感化，于是大批遭到裁撤，改成州縣體制。但邊疆的內地化并不料味著完整代替因俗管理政策。清廷與處所當局之間一向存在著某種博弈機制，清朝統治者既不是完整任其自然，又最年夜限制地保存了頗具平易近族特點的一部門管理機制。中心與處所構成了一種默契的好處交換，在不斷的談判和買賣中達成了某種平衡狀態。
所以我分歧意“漢化論”者所堅持的說法，似乎清代天子單方面接收和采取的是純粹的儒學意識形態。其實清廷實施的政策里面有良多復雜的非漢族原因，並且這些原因確實是樹立統一多平易近族配合體的主要思惟資源。
問：您認為，從思惟史上考核，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正統論”年夜致可歸納綜合為三大體素：空間邊境上的“年夜一統”，此乃正統論之首義，時間上的五德終始與陰陽五行天命形式的轉換，以及德性的持有。您同時也指出，同時具備這三個要素的王朝屈指可數。在傳統的敘述中，哪一要素的權重最高？清朝顯然是強化邊境的“年夜一統”，對后兩個要素的論證基礎按照傳統的思緒，是這樣的嗎？
楊念群：“正統論”的三個要素是我歸納出來的，這三者實際上很難同時整合在一路。分歧時期的正統論年夜多帶有某種傾向性，每個朝代都會選擇對他們有利的一面加以發揮。好比漢唐時期的帝王就會有興趣強調王朝占領的邊境多么遼闊廣年夜，這是從“空間”上立論，然后才選擇“五德終始說”來論證王朝樹立的正當性，這是從“時間”上立論。可是到了南宋時期，因為宋朝早已掉往了年夜片地盤，加上軍事氣力日形單薄，但又必須維持王朝的正統資格，在必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特別凸起文明的主要性。在宋人看來，雖然南方的遼、金占據的地盤很年夜，軍事氣力很強，可是不如宋朝的文明等級高。恰是依附這樣的論證邏輯，周邊的蠻夷和代表中國的宋朝之間的極端對立，恰好成為宋朝樹立“正統”的基礎條件。可是到了清朝，這個邏輯被顛倒了過來，因為清朝把眾多平易近族勝利統合進一個宏大的空間，這是前朝從未達到過的成績，由此可以懂得，清朝從頭把“年夜一統”列為“正統觀”的重要原因，是基于事實上的考量，不是血汗來潮的反應。
“正統觀”里的時間觀重要指的是“五德終始說”，這個學說后來逐漸隱加入人們的視包養網VIP包養ptt野。因為它存在一個宏大的破綻和隱患，那就是一旦證明五德終始安排下的歷史在不斷循環，一個王朝的統治者就沒辦法保證本身的家族能夠萬世一系地統治下往。這等于給政權長期延續的正當性論證挖了一個邏輯圈套。漢朝代替秦朝，那時的漢帝覺得政權不夠穩固，必須要構造出一套說法，證明劉家為什么能代替秦朝奪取全國，“五德終始說”恰是一個很好的論證東西。但是依照這個學說，各個王朝是需求不斷更迭轉換的。這樣一來，漢代代替了秦朝，并不克不及保證別的王朝就無法代替漢朝，反而能夠證明漢代統治無法天長地久。以后的王朝逐漸意識到了五德終始存在的這個缺點，后來漸漸就不年夜關注這個理論了。可見各朝帝王對“正統觀”的應用往往是各取所需，沒有必定之規。
清代樹立起了邊境廣闊的多平易近族配合體，理所當然地以“年夜一統”作為“正統觀”的重要原因加以弘揚。清朝個別帝王如雍正為了停息篡位的謠言，一度從頭包養價格啟用吉祥和災異觀念，其他天子則再也不談漢唐時期作為天子正統依據的讖緯神話和五德終始觀念。
我覺得，“年夜一統”確實是清朝建構意識形態的關鍵詞，與之比擬，借用“全國”“中國”等等概念無法完整歸納綜合清朝的特徵。有學者說中國歷史上決裂時間要多于統一時間，假如一個王朝正好處在決裂的時間序列里，天然沒資格談“年夜一統”，也不成能把這個概念納進“正統觀”的建構過程。只要清朝具備了“年夜一統”的思惟與實踐條件，把這個概念從頭放在“正統觀”論述的脈絡里，就顯得很是恰當。
問：在“年夜一統”觀的實踐方面，朝野之間、央地之間存在諸多互動。華南學派很強調在儀式和管理技術方面，處所之于朝廷有許多反向的推動。您是怎么看的？
楊念群：對華南學派的研討我很是贊賞和欽佩，他們探討的不僅僅是處所特徵若何呈現的問題，展現的恰好是國家若何在場，或許說提醒出了國家管理在特定處所的表現情勢。具體落實到清朝，實際上研討的是國家層面的軌制和政策若何被處所分歧勢力所應用和轉換的問題。在這一點上華南學派與我的關切沒有實質性區別，只是角度有所分歧罷了。
假如說在方式論上有什么紛歧樣的處所，那就是我加倍留意清朝上層的決策動向。更多地是在問，為什么朝廷會發出這種指令，為什么會采取這樣的貫徹形式？政令從上往下運行的時候，秉持的基礎依據是什么？我留意到，朝廷統治與處所管理之包養網dcard間能夠存在一個彼此適應的互動過程，但我們起首需求搞sd包養明白朝廷的真實意圖是什么，然后才能夠為處所管理的實施供給一個歷史佈景。我認為華南學派所做的任務，同樣是在答覆“正統性”或“年夜一統”觀念怎么在基層落實的問題。
問：我個人覺得，您這本書屬于觀念史著作，您在余論中觸及了關于微觀史學的一些論述和反思。聯想到您的《再造“病人”》之后的《何處是“江南”？》，再到這包養犯法嗎本《“天命”若何轉移》，感覺是在嘗試一種通貫式的學術寫作，而非條塊朋分式的專題化研討，您怎么定位本身的這種研討和寫作嘗試？
楊念群：我的著作其實一向欠好按專題研討的形式加以歸類，好比早年寫的《儒學地區化的近代形態》這本書，就屬于跨越思惟史與社會史領域的一個嘗試。我寫作任何一本書的初志，都不只滿足于描包養犯法嗎寫一種歷史現象，而是想盡力追蹤此中潛躲著的深層結構和普通性規則。每本書都力圖顯示出某個特別歷史時段的貫通脈絡，這本書的風格當然也不破例。
在我看來，普通思惟史研討只關注概念之間的聯系，或許僅僅限于描寫思惟的表達方法，我總是盼望更多地發掘出思惟若何轉化為實踐的歷史過程。我曾經倡導重歸政治史研討，但我今朝所從事的摸索又不屬于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史。傳統政治史年夜多聚焦于軌制和具體決策過程，我則更多關注軌制與王朝意識形態發生彼此關聯的意義，或許說在軌制運作的剖析上融會進了一些思惟史話題，把原來互不相通的多個面向予以買通，嘗試摸索政治行為背后的深層動機。或許說把原來已經被條塊朋分的專門化領域，整合到一個自洽的解釋系統里面往，觀察它們在互動之后，會產生什么樣的混搭式化學反應。換句話說，我比較關心歷史觀念與行為之間的邏輯是怎么被建構起來的。這包養女人個研討思緒能夠跟今朝風行的專門化治學路徑有較年夜區別。
好比以往我撰寫的《再造“病人”》一書，觸及平易近國初年北京城的存亡把持問題。假如從專門史的角度來說，普通學者能夠會單獨選擇北京城作為研討對象，不想再觸及別的處所。可是這本書只用一章篇幅談北京，下一章就跳到了郊區定縣，再下一章又轉移到若何對待中醫的話題，最后研討范圍一向擴年夜到細菌戰和赤腳醫生。從專題史研討的規范來看，這是嚴重的犯規行為，因為研討對象包括的范圍太年夜，需求處理的內容太多。這本書幾乎每章包括的話題和史料都足以寫出一本書。可是我覺得這些疏散在各章的議題，看似毫無關聯，但其背后蘊躲的歷史邏輯卻是相通的，假如不消這種方法處理，很難說明白此中貫通性的一面。我的目標就是把那些貌似不相關的原因貫穿粘連在一路，透視出近百年中國歷史變遷的深層軌跡。假如只是做專題研討，就很難發現這些變化，只能看到一些互不相關的片斷畫面。當然這樣做也面臨很年夜風險，就是在具體勾畫出歷史宏觀歷程的同時，處理史料難免有不夠精細的處所，甚至會出現破綻。
又好比《何處是“江南”？》這本書，基礎是把“江南”當作一個隱喻對待，不是一種條分縷析式的研討，好比從橫剖面的角度詳細討論構成“江南”經濟或文明特征的諸多原因。我的一個基礎理念，就是研討歷史不克不及把一切東西都看得太實，應該盡量用涵蓋性的通觀視野往考核研討對象，做到虛實結合。因為歷史上發生的許多工作，都紛歧定是由“事實”構成的，而是一種隱喻表達或想象。研討歷史當然要依附具體的實證資料做支撐，對史實的辨析與解讀永遠是歷史研討的基礎功，但我對史料的應用不是從專門史意義上做出的選擇，對“江南”的懂得也就不應該從專門史的角度予以評價。這本《“天命”若何轉移》實際上也欠好歸類，也許很不難被誤解為一項觀念史研討。但是我關注的不僅僅是“年夜一統”觀念自己的演變，而是“年夜一統”觀若何決定帝王采取怎樣的行動，這些行動在什么水平上得以落實。所以這本書研討的不是概念之間的簡單聯系，而是考核思惟與實踐行為之間若何彼此對應。歷史概念之間的聯系當然起首需求樹立起來，只是做到這一個步驟還不夠，還必須搞明白觀念構成與具體實踐之間若何發生關系，本書便是在這方面做出的一個初步嘗試。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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